地方法院典型涉税判例 · 同案不同判 3

争议焦点：2004年南京江东房地产完成国企合并改制，改制环节资产评估增值7.36亿元，企业依据当地国资部门出具的结算凭证将增值额计入成本、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，且当年国资部门与企业约定改制相关税款由区级国资主体承担。2010年税务机关启动稽查，历时六年核查后认定企业多列支出构成偷税，要求补缴企业所得税7325.81万元、加收滞纳金1653.12万元，合计近9000万元。企业抗辩评估增值资产已剥离不属企业、政府已书面承诺承担税款、无偷税主观故意、已超追征期，一审全部未获采纳。

裁判结果：同一部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三条，两地法院给出相反答案：①南京江东案采"行为＋后果＋罚则"模式，认为纳税人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擅自销毁账簿凭证等行为本身自带主观倾向，"主观故意已经内化于其中，无须单独考虑纳税人的主观状态"，税务机关无需单独举证，且总局个案批复仅针对特定场景、不具普遍裁判效力；②浙江广鸿案再审则认为主观故意是偷税的法定必备构成要件，税务机关负有完整举证义务，不能仅凭少缴税款的客观事实就定性偷税，总局规范性批复属统一执法与裁判的通用指引。两案并列，直观暴露偷税认定标准在不同法院间缺乏统一裁判规则、普通审判体系缺少财税专业支撑的深层问题，也是"推进税务司法专业化"最具说服力的论据。

争议焦点：《税收征管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五十二条只区分"税务机关责任不加收""纳税人失误3-5年追征加收""偷抗骗无限期追征加收"三类，对征纳双方均无过错、政策理解分歧、稽查程序超期、第三方过错等复杂场景完全未作规定，导致同类事实在不同法院判决结果截然相反。

裁判结果：三类裁判结果并存：①【全额免除】少缴税款不可归责于纳税人且税务机关存在程序或履职过错——(2015)粤高法行终字第685号（清远不动产转让，少缴源于征管与稽查环节内部口径冲突）、(2017)苏08行终161号（淮安土地返还款企业所得税，税务机关无法举证纳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）、(2014)淮中行终字第0013号（税务机关怠于解除停票措施构成不作为）；②【分段计算】税务机关程序延误、办案超期——(2017)吉03行终36号（白条入账案，滞纳金仅计算至案件退回补充调查之日）、(2026)新01行终73号（合伙股权减持，稽查请示政策致办案长达六年，滞纳金改为自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出具次日起算）；③【全额加收】纳税人自身有过错、未尽审慎义务——(2015)海南二中行终字第58号（企业自行判定减免、未申请审批）、(2018)京02行终92号（委托中介代办致虚假税票入库，未尽委托监管义务）、(2017)闽08行终147号（房企属专业主体应熟知计税规则，认知偏差即属"计算错误等失误"）。分歧根源在于"纳税人过错是否为加收滞纳金的前提"，而地方判例不具司法解释效力、无普遍约束力，跨区域经营企业难以预判滞纳金风险。

争议焦点：纳税人主张依《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"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"，税务机关加收的税款滞纳金已明显超过税款本金；税务机关抗辩税收滞纳金是行政征收而非行政强制，属税收征管特别法调整事项，不适用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。

裁判结果：安阳中院（2018）认为税款滞纳金是"行政决定确定的内容，不是执行阶段另行采取的惩罚性强制执行手段"，与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所指滞纳金性质不同，不受"不超本金"限制；安阳文峰区法院（2025）则认定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的行为符合第四十五条适用条件，应当遵守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规定，"既可以避免对相对人造成过重的金钱义务负担，也有利于督促税务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及时采取其他强制执行措施"，故撤销税务处理决定、确认复议决定维持滞纳金部分违法。同一地区不同审级对同一条款理解完全相反，与南京中院（2023）苏01民终6513号（已被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）等"滞纳金不得超本金"裁判亦形成对立；另有湖南、内蒙古、深圳等地税务机关答疑持"可超本金"立场，执法与司法尺度双轨。